柏春梅
（青海民族大學 青海西寧 810007）
【摘 要】文章認為，宋代在政論散文方面，無論從數(shù)量，質量，思想內容、藝術表現(xiàn)力亦或審美境界，都達到了中國古典散文的最高峰。闡釋了這些成就的取得成因與宋代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緊密聯(lián)系：內憂外患的政治局勢為政論散文的繁榮創(chuàng)造了客觀條件；嚴密的政治制度和龐大的官僚機構為政論散文的繁榮局面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環(huán)境；宋代優(yōu)遇文士與廣開言路的政策擴大并強化了政論散文的創(chuàng)作主體，為政論散文的繁榮提供了人才保證；科舉改革與重視教育為政論散文的繁榮奠定了文化基礎；古文運動為政論散文的繁榮引領了健康文風；經(jīng)濟的繁榮為政論散文的發(fā)展奠定了豐厚的物質基礎；宋朝對文書工作的重視和發(fā)展是政論文繁榮的機制保障。
【關鍵詞】宋代政論散文；鼎盛時期
一
宋朝一代，雖國力較唐衰徽，且積貧積弱，內憂外患，農(nóng)民起義風起云涌，然宋代立國達300余年，北宋王朝政權統(tǒng)一達160余年之久，英才輩出，文章鼎盛，達到了中國封建文化的最高峰，是中國封建文化的鼎盛時期，也是中國古代散文的興盛時期。在這一時期，散文無論從數(shù)量，還是質量，無論從思想內容還是寫作技巧都取得了中國古代散文的最高成就。在這眾多的散文中，以關心國計民生，參與討論國家政事為主題的論政散文這種實用文體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辈茇г谶@里所說的文章就是在朝堂之上用于商討國家大事，解決公共事務的實用文，即政論文。但在宋代之前很少有這種文章的匯編，也少有人專門研究政論散文。是政論散文本身的性質和文書工作的特點及一定的歷史原因決定的：其一，這類文章有的涉及國家機密，具有機密性；其二，自古圍繞文章所做的文書檔案工作都是世襲，皇家絕不允許文書檔案流傳民間，所以文書工作中傳幫帶的方式形成文書工作的封閉性。正由于這種政論文章與文書工作的這種特殊性，即使有“章表奏議”文章的收集文選，也只是從文藝學的角度進行分析評論。從南朝梁太子蕭統(tǒng)編輯《文選》開始，各體文書盡管為歷代選家所重視，但一直與文藝學混同在一起。劉勰在《文心雕龍·章表》也說：“按《七略》，《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jīng)國之樞機，然闋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p>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xù)到宋代，出現(xiàn)了一個嶄新的局面。由于宋代時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影響，政論文與文書工作有了前所未有的創(chuàng)造性的大發(fā)展，達到了封建社會文章史上的最高峰，文書專輯也相繼問世。不僅文書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出現(xiàn)了架閣庫這樣完備的檔案館，而且文書工作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完善，并且出現(xiàn)了全國范圍的傳遞文書的驛站網(wǎng)絡。文書數(shù)量大增，文風健朗，而且宋代幾乎無論平民，官吏，在朝在野，皆言事論政，大大促進了政論散文的發(fā)展。并且由此，議論之風極盛，波及詩歌，散文，辭賦等，無不議論，而且論及內容之廣，論政，論兵，講學，鳴道皆有涉及，形成文章盛世的局面。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一大批諸如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司馬光，三蘇，黃庭堅，宗澤，范成大，楊萬里，陸游，辛棄疾，文天祥這樣具有代表性而且聲名顯赫的文章大家。其中尤以歐蘇水平為最高。時評歐陽修文章“眾莫能及”。他更以其雄冠一世的文章成就和獎掖后進的風范成為一代宗師，極大影響了宋代及后世的文章。在眾多文字中最能體現(xiàn)歐陽修的思想和人品的就是政論之文，代表作《朋黨論》，針砭時弊，放言無忌，表現(xiàn)出成熟的政治素養(yǎng)和文章才能。蘇軾在其儒家輔君治國，經(jīng)世濟民的政治理想下，二十一歲進士及第，早在應試制科時就寫了針對朝廷用人問題的策論《御試制科策》。當時還撰有《策略》，《策別》，《策斷》共25篇，都是進獻給皇帝的治國建議。蘇軾的文章寫作代表了宋代文章的最高水平，宋孝宗稱他為“一代文章之宗”。
二
這種政論散文盛世局面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原因所在。
1、內憂外患的政治局勢為政論散文的繁榮創(chuàng)造了客觀條件
宋代是階級矛盾不斷深化，民族矛盾不斷擴大的時期。宋初雖出現(xiàn)了暫時的經(jīng)濟繁榮，然而這一繁榮卻使一大批統(tǒng)治者形成了不可遏制的驕奢淫逸，很快造成“天下空竭”的局面。加之鄰國不斷地侵擾邊界，宋朝統(tǒng)治者不斷地賠款納貢，統(tǒng)治者加重了農(nóng)民的剝削。由此農(nóng)民起義相繼爆發(fā)。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局勢下，一大批以天下為己任的官員力圖興民強國，人人論政言事，創(chuàng)作出一大批優(yōu)秀的政論散文，掀起一次次改革運動。以范仲淹為代表的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慶歷新政，以王安石為代表的以改革官僚機構為中心的元豐改制，雖然都以失敗而告終，但在改革中涌現(xiàn)出了大批優(yōu)秀的，具有代表性的，綱領性的政論文。真是亂世出英才，亂世好文章。慶歷新政前后的幾十年間，文章朝政改革發(fā)生很大變化。歐陽修一時領文章之風范，現(xiàn)存的許多奏疏，都寫于此時。其政論文是新政歷程的真實記錄。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則是新政的綱領性文章。王安石變法主張早在仁宗嘉佑年間就提出，所上《上仁宗皇帝言事疏》，《上時政疏》都是綱領性文章。在改革的斗爭中，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中，這類文章作為解決和緩和矛盾的信息傳遞使者，作用不可忽視。正因為國內形勢的這些不安因素形成了北宋文章“勵精圖治，變法圖強”為主的特點。從北宋到南宋，國家長期以來積貧積弱，備受屈辱，人民富國強兵理想不斷破滅，這些都激起了強烈的愛國怒潮，產(chǎn)生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愛國政論散文，其中以胡銓《上高宗封事》聲震朝野，影響最大。在這樣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的時期，抗戰(zhàn)與求和，改革與因循，幾乎成了社會生活的主題，國家決策的中心。也正是在這種國家內憂外患，蒙受民族屈辱的時代，產(chǎn)生了大量具有歷史使命感，責任感的政治家、改革家、軍事家和愛國者，激發(fā)了政論散文迅速而健康的蓬勃成長。
2、嚴密的政治制度和龐大的官僚機構為政論散文的繁榮局面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環(huán)境
北宋之所以不像秦、晉、隋那樣雖一統(tǒng)而早夭，形成長期穩(wěn)定的政治局面，是因為在更加深入研究典章制度和歷代政論散文的基礎上，宋統(tǒng)治者革除前代弊端，網(wǎng)羅人才，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嚴密的政治制度，實施了一系列治國措施，并加強了以之為內容的政論散文的整理研究工作的原因。
北宋王朝結束了五代長期分裂的混亂局面，再一次統(tǒng)一全國。洪邁《容齋隨筆》卷五《晉之亡與秦隋異》曾說：“自堯舜及今，天下裂而復合者四：周之末為七戰(zhàn)國，秦和之。漢之末分為三國，晉合之。晉之亂分為十余國，爭戰(zhàn)三百年，隋合之。唐之后又分為八九國，本朝合之。然秦始皇一傳而為胡亥，晉武帝一傳而為惠帝，隋文帝一傳而為煬帝，皆破亡其社稷；獨本朝九傳百七十年乃不幸有靖康之禍，蓋三代以下治安所無也?！?/p>
宋代也在中國文章史上第一次出現(xiàn)了專集：《兩漢詔令》，《唐大詔令集》，《宋大詔令集》，相繼問世，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xiàn)象。宋代還官修本朝《會要》及《文獻通考》，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這些足以說明宋代統(tǒng)治者高度重視的態(tài)度，這種統(tǒng)治者的大力提倡也在客觀上大大加強了政論散文的繁盛。由此，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進一步空前加強，安定的政治局面反過來又為經(jīng)濟，文化乃至文章和文書檔案工作的高度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良好環(huán)境。
北宋王朝用近20年時間逐步消滅了各封建割據(jù)政權，宋太祖在其謀臣趙普的建議下，于中央建立了“凡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財貸送三司，覆奏而后行”的軍，財，政三權分立的政體。地方管理集權于中央。全國分為十五路，路設回監(jiān)司，“一路之事，無所不忌”；加強轉運使的管理；路下設洲縣兩級政區(qū)；選各道精兵送京城充禁旅；并設定官吏的考核，獎懲，致仕等選用制度；完善科舉及法律制度等等。反映這些措施政策的文章中有一系列實用價值很高且較有深度的優(yōu)秀政論散文，如范仲淹《上十事疏》，包拯《論詔令數(shù)易改》，《彈宋癢》，《論歷代并本朝戶口》，歐陽修《論按察官吏札子》，王安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乞制置三司條例》，蘇軾《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等，不僅為加強中央極權統(tǒng)治起了重要作用，而且為進一步發(fā)展政論文打下伏筆，奠定基礎，營造氛圍。政治制度的嚴密性及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行政管理體系，龐大的官僚機構為政論文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基礎。
3、宋代優(yōu)遇文士與廣開言路的政策擴大并強化了政論散文的創(chuàng)作主體，為政論散文的繁榮提供了人才保證
宋太祖是由出身行伍的身份擁兵自立，奪得政權的，因而為收歸軍權抱著保證歷史不要重演的心情“杯酒釋兵權”之后，推行了“重文抑武”的優(yōu)遇文土的國家基本政策，一面裁抑武臣，一面厚祿文士，改革科舉，廣納文才。同時為了實現(xiàn)長治久安，經(jīng)濟文化繁榮的目的，必須使全國順利地貫徹執(zhí)行朝廷的一切政令。而各種規(guī)章制度及政策的制定成文和執(zhí)行的好壞與否，皆取決于文官的素質和對朝廷的忠誠程度。因而文官此時就顯得比武官重要并且安全，而選拔官員的標準辦法也不可忽視將就。于是就有了優(yōu)遇文士的政策和科舉制的改革。《宋史·文苑傳》說：“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彼鴮w普說：“儒臣百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污，不及武臣一也?！薄端问贰ぐ俟僦尽匪d俸祿之制，說：“此宋一代制祿之大略也。其待土大夫，可謂厚矣。惟其給賜優(yōu)裕，故入世者不復以身家為慮，各自勉其治行。觀真，仁，英諸朝，名臣輩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猶多慷慨報國。紹興之支撐半壁，德佑之畢命疆場，歷代以來，捐軀殉國者，惟宋末獨多，雖無救于敗亡，要不可謂非養(yǎng)士之報也?！倍涑贾鱿啾戎?，有天壤之別。宋政府制定的“重文抑武”“守內虛外”的政策直接導致武學武舉受到輕視，將帥受到倍加監(jiān)督和制御的結果。宋初太宗時就大興文教，從中央到地方，設有國子監(jiān)，太學，律學等，惟獨沒有武學。直到慶歷三年才辦武學，但因有人以“古名將如諸葛亮，杜預等豈專學《孫》《吳》為由反對，辦了三個月即被解散。且宋代武舉及第者，所授的官差很低。這種低的品秩和差使，與所謂選拔將帥的武舉宗旨是相背離的。重文抑武的政策，大大提高了文人的社會地位，并積極鼓勵他們創(chuàng)作以國事為主的文章。
在宋代，宰相、主兵的樞密使、理財?shù)娜臼?，下至州郡長官，幾乎都是文人擔任。宋太祖建隆五年曾立“戒碑”，講“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而且告誡后代：“子孫有諭此誓者，天必亟之?！蔽娜藢W者由此以好發(fā)議論蔚為風氣與日俱增。內容多言事論政，至慶歷，熙寧朝政改革期間，論政文章得到了極大的發(fā)展，至南宋之際，抗戰(zhàn)救亡，更趨繁多，且論兵為內容也成為主流之一。梅堯臣，蘇洵，歐陽修，蘇軾，辛棄疾，陳亮等人皆有論兵之文。文人的社會地位空前提高。鼓勵士人參政議政，為撰制優(yōu)秀政論文提供了堅實的社會政治基礎和人身的安全保障，為政論文的空前繁榮提供了最佳客觀條件。
4、科舉改革與重視教育為政論散文的繁榮奠定了文化基礎
宋代科舉制是歷朝中最完美最健康的，打破了六朝門閥用人制度，適應廣開才路的需要，選拔出一批庶族寒門子弟?？婆e中的貢舉考試涉及面廣，定期試舉，取士最多，對宋代政治影響極大。兩宋科舉取士比唐代更重視，這一方面是統(tǒng)治者擴大統(tǒng)治基礎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籠絡文土，防止反叛的重要手段。宋時有一張元，多次殿試落選，心生怨恨，轉而投奔西夏，助元吳與宋作對。同時，也因為社會的進步，宋代階級關系，民族關系復雜，無論政治，軍事，經(jīng)濟，外交，文化，宗教，律法等，深度，廣度都遠遠超過前代。各級性質機構迫切需要一批有文化素養(yǎng)和辦事能力的官員。因而宋王朝取士不問家世。慶歷年間石介撰《慶歷圣德頌序》有云：“上視漢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其間非無圣神之主，盛明之時，未有如此選人之精，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之盡。實為希闊殊尤，曠絕盛事?！碧K轍曾說“今世之取之，誦文書，習課程，未有不可為吏者也?！淝笾浑y，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nóng)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這無疑極大豐富了政論散文創(chuàng)作隊伍的結構?？婆e制承唐五代余風，偏重詩賦，然仁宗以后，開始重策論。這在客觀上刺激了政論散文寫作水準的提高和人們對政論散文寫作的高度重視。同時這種“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對其等級”的取士原則，提高了由科舉入仕的官員的政治素養(yǎng)和文化素養(yǎng)。這對于政論文質量的提高無疑是最好的前提條件。而且宋代科舉考試擴大了錄取名額，一次錄取的進士常達三四百人，比唐代超過十倍以上。以北宋為例，自太祖到徽宗八朝的一百六十六年間，共開科六十九次，取進士一萬九千一百四十七人。且宋代進士升遷遠比其他出身的人快得多，被時人稱為“將相科。一日入第，“指日金馬玉堂”，“十年可至輔相”。使中小地主階級的士子有更多機會參政。這就為政論文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前期伏筆，強有力地壯大了政論文的創(chuàng)作隊伍。與此同時，政論文也就成為宋代文人實現(xiàn)自己政治理想與出人頭地的唯一的并且是重要的手段。因此，宋朝對政論文的寫作重視程度史無前例。特別是給皇帝的奏疏都是精心之作。寫好文章，竭心盡力效忠朝廷成為宋代文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觀念。在此基礎上宋朝也十分重視學校的建立與學生的教育。宋初太宗時就大興文教，從中央到地方，設有國子監(jiān)，太學，律學等。歐陽修，范仲淹，蘇軾等一些大家也多重視提拔培養(yǎng)年輕人，最終大大提高了文章作者的文化素養(yǎng)。宋朝的政論文作者，或為政治家，或為軍事家，或為文學家，或數(shù)家兼具。因此，宋代政論文不僅數(shù)量多，而且質量也很高。
5、古文運動為政論散文的繁榮引領了健康文風
宋代也是古文運動繼續(xù)深入發(fā)展時代，通過歐陽修大力提倡，曾鞏，三蘇，王安石的竭誠追隨與實踐，使宋代散文出現(xiàn)了空前繁榮的可喜局面。散文的改革成就，直接因影響到政論文，造就了其樸實的文風，更有利于此時長于說理的言事論政散文的繁榮，使之向更健康的方向發(fā)展。尤其南宋散文，愛國主義是貫穿始終的主線。國難當頭，幾乎人人言事論政，上書之多，超過以往任何時代。宋代文章的樸實文風是和當時古文運動的偉大成就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
與古文運動同時進行的是當時的朝政改革。隨著宋初以來社會長期穩(wěn)定和生產(chǎn)的發(fā)展，封建統(tǒng)治者日益志驕意滿，追求侈糜生活，以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進而造成財力嚴重不足，“天下空竭”，出現(xiàn)了天下社稷難以維持的局面。以天下為己任的范仲淹受仁宗皇帝之命，出任參之政事，進行改革。他寫了《上十事疏》，即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重農(nóng)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改革方案，史稱其為“慶歷新政”。在這十項改革方案中，除了有一項講加強武備，兩項講發(fā)展生產(chǎn)外，其他七項全是講有關選官育才，整頓吏治問題的。這是一次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變革。而以朝政改革，富國強兵為中心也就成為北宋政論文最主要的內容。北宋文章之變，汪藻在《蘇魏公集序》中也曾說過：“宋興百余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于前，歐陽文忠公繼之于后，至元豐年間，斯文幾于古而無遺恨矣。蓋吾宋極盛時也。于是丞相魏國蘇公出焉?！彼未撐膹膬热萆险f可分為兩個階段：前期即北宋，以勵精圖治，變法圖強為主；后期即南宋，以收復失地，主戰(zhàn)抗金為主。從形式上說，發(fā)展變化主要在北宋時期，以掃蕩駢文，復興古文為其突出特征。在古文運動的倡導下，政論文不僅內容充實，針砭時弊，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意義，而且形成了長于議論，語言平易自然的健康文風，為文章的繁盛贏得質量上的保證。
6、經(jīng)濟的繁榮為政論散文的發(fā)展奠定了豐厚的物質基礎
宋代是我國封建經(jīng)濟繼續(xù)發(fā)展的時期。北宋王朝統(tǒng)一后，農(nóng)民在一個時期中得到較安定的環(huán)境從事生產(chǎn)，朝廷也采取了一些輕徭薄賦的措施；地主與農(nóng)民之間的契約關系以及不擇地而生的占城稻的推廣，農(nóng)具的改良等使當時出現(xiàn)了“麥行千里不見土，連山?jīng)]云皆種黍”的景象。當時還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說法。經(jīng)濟的繁榮可以使更多的人脫離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而從事文化活動，這也為文人后備軍的擴充提供了可能，為宋代封建文化的發(fā)展提供了必要條件。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帶動文具制造也發(fā)展，文房四寶在北宋達到很高的水平。開封是當時最大的制筆中心，南方就是造紙工業(yè)中心，四川成都生產(chǎn)的皮紙和竹紙，專門用于印刷圖書，臨安城市私人書坊林立。當時臨安，福建，四川等地都是印刷業(yè)的中心。首都臨安國子監(jiān)是國家出版機關。所有這些都促進了文化的發(fā)展，也促進了文章傳播速度的提高，促進了文章制作的質量提高。為文章的發(fā)展奠定了豐厚的物質基礎。
7、宋朝對文書工作的重視和發(fā)展是政論文繁榮的機制保障
宋代政論文多是上達于皇帝的上行文書。所以，文書工作的興盛也直接促進了政論文的大發(fā)展、大繁榮。宋代的文書工作制度已日趨健全，而且以法律的形式制定出來。文書和文書工作都得到了較大的發(fā)展，日漸成熟。宋代文書的種類劃分更為細致，而且皇帝的詔令文書是由知制詔和翰林學士兩套班子撰寫的。詔令文書和地方諸路監(jiān)獄司，州，縣反饋上報的各種文書的遞送路線和方式更加完整嚴格。宋政府還規(guī)定，各衙門收到文書后必須登記備案，立即辦理，有貽誤者重懲治。宋代很重視文書的保管工作，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府都有收發(fā)保管文書的機構和官職。最重要的是宋代創(chuàng)立了“架閣庫”，對提高文書保管質量和檢索速度及文書利用做出了貢獻，從而形成文書使用的良性循環(huán)。同時，宋代的驛站組織也有很大發(fā)展。驛和遞的分工更為明確。館驛設于交通干線上，遞鋪則既設于驛道干線的繁華地帶，也設于沒有館驛的荒涼僻所，其主要職責為傳遞文書。北宋遞鋪以京城為中心向四周輻射，形成一個大網(wǎng)絡，非常發(fā)達，使宋代在文書傳遞上有了重大突破。文書工作與文書制度的完善為政論文繁榮奠定了制度基礎。
三
有宋一代由于上述各方面的原因，政論散文在內容的廣度上，寫作手法的多元化以及思想內涵的深入度、藝術表現(xiàn)力的加強和美學境界的提高等各個方面都達到了中國古代散文的最高峰，取得了中國古典散文的最高成就。
宋代政論散文為后世在有關選宮育才，整頓吏治問題上，設定官吏的考核，獎懲，致仕等選用制度，在完善科舉及法律制度方面，政治制度的嚴密性及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行政管理體系，為加強中央極權統(tǒng)治都起了重要的參考作用，而且為進一步發(fā)展政論文打下了伏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營造了濃厚的氛圍。
在文學創(chuàng)作領域，宋代政論文對后世散文也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明清散文主要是在宋代散文的影響下繼續(xù)發(fā)展。明代王慎中，歸有光，清代方苞，姚鼐等作家推崇唐宋八大家，將他們的作品作為寫文章的樣板，將唐宋八大家當作學習的楷模。其影響一直延續(xù)到近代，對今天的文學創(chuàng)作仍然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參考資料】
[1] 楊慶存著.宋代散文研究[M].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2] 李永田編著.中國歷代散文名篇鑒賞[M].當代世界出版社，2009.
[3] 郭預衡著.歷代散文史話[M].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9.
[4] 王文生主編.宋元文學史[M].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作者簡介】
柏春梅（1974—）女，土族，青海人，青海民族大學文學院講師。
（編輯 郭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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