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云南獨一無二的狀元，當?shù)厝藶榇颂匾庑藿艘蛔盃钤獦恰保凰僦燎逋⑻釋W使布政使，卻甘當“小學臺”，反對前呼后擁的做派，清正廉潔，體恤百姓；他學識淵博，畢生致力于國學研究，在史學、文學、經(jīng)學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且著述甚豐，為后人留下400多卷各類學術(shù)著作；他的書法自創(chuàng)一體，世稱“袁家書”，是當時云南書壇“四大家”之一。
2015年新春，以“名花、名人、名園”聞名的昆明市曇花寺又一“名園”—袁嘉谷紀念園啟動建設(shè)，成為喜歡游園踏青的春城市民很感興趣的話題。
袁嘉谷何許人也？不了解歷史的人可能會對這個名字感到陌生，但在學界和書法界，袁嘉谷卻是一位耳熟能詳?shù)拇蠹?。他是一千三百年科舉制度下云南惟一一位狀元，他從舊科舉制度下的狀元，做到現(xiàn)代高校的知名教授，不僅是歷史上的第一人，放眼世界，也是獨一無二。而袁嘉谷的傳奇人生，亦如教科書般，堪稱經(jīng)典。
滇南狀元郎
1872年7月12日，袁嘉谷出生于云南省石屏縣異龍鎮(zhèn)，字樹五，號澍圃，晚年自號屏山居士。
地處滇南紅河州的石屏縣，在清代即有“文獻名邦”之稱，歷代有重教興文的傳統(tǒng)。史載，明清以來，石屏先后出文武進士77人，文武舉人638人，貢生760人，在云南僅次于昆明、大理而居第三，前人曾有詩贊曰：“山川東迤無雙境，文學南滇第一州?！笔芄枢l(xiāng)重教風氣影響，袁嘉谷自小即接受啟蒙教育，后習詩書，聰明過人。
1891年，不到20歲的袁嘉谷離開石屏至昆明，就學于云南名宿陳子潘、張竹軒門下，22歲入當?shù)刂慕?jīng)正書院研習。自21歲開始，袁嘉谷參加科舉考試，在應(yīng)科試、應(yīng)優(yōu)貢試以及應(yīng)鄉(xiāng)試中常名列榜首，學友尊他為“課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學霸”。但是，26歲時，他赴京應(yīng)試卻不第，于是寫下“丈夫不作禁囚泣”的詩句，回到云南發(fā)憤苦讀，“住院潛修達五年”，又得當?shù)卦S印芳、陳榮昌等名師培養(yǎng)，學識大有長進。
五年后，即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一改過去?？迫∈康霓k法，開經(jīng)濟特科，袁嘉谷由云貴總督魏光燾保薦應(yīng)試，結(jié)果在應(yīng)試的306人中名列一等第一名，成為“經(jīng)濟特元”，人們?nèi)园闯？品Q之為“狀元”。這樣，袁嘉谷便成為科舉制度以來云南的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狀元。
其實，袁嘉谷這個狀元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科舉制度下，狀元一般三年考一次，而特元一二百年未必能遇到一次。云南學者楊知秋認為，經(jīng)濟特科的“經(jīng)濟”，就是經(jīng)世濟民的意思。清廷開經(jīng)濟特科目的是選拔具有治國安民之才者。史料顯示，在中國科舉史上，清代先后開博學鴻詞特科二次，但開經(jīng)濟特科考試，僅此一次。楊知秋指出，開經(jīng)濟特科是清末戊戌變法失敗后特設(shè)的一種科舉考試科目，這本來是戊戌變法期間貴州學政嚴修請設(shè)，后因政變未及實行，至光緒二十九年方付諸實行。
《清史稿》中是這樣記載的：“庚子，京師構(gòu)亂，乘輿播遷。兩宮怵于時局阽危，亟思破格求才，以資治理。二十七年，皇太后詔舉經(jīng)濟特科，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撫、學政保薦，有志慮忠純，規(guī)模宏遠，學問淹通，洞達中外時事者，悉心延攬?！惫饩w二十九年初正式考試時，取列一等九人，二等十八人。袁嘉谷初列二等七名，復(fù)試列一等一名。
據(jù)楊知秋介紹，此次經(jīng)濟特科分兩次考試，先考策論時事，重在選拔學以致用之才，與?？瓢斯扇∈坑刑鞙Y之別。袁嘉谷將自己平生所學鋪陳為文，寫了一篇《防民猶防川論》，全文五千余字，見解精辟，文理流暢，又寫得一手好字，深得考官賞識。特別是，此次應(yīng)考者中還有已經(jīng)獲得狀元身份的人。據(jù)此，楊知秋認為經(jīng)濟特元的地位，應(yīng)高于普通的狀元，“稱袁嘉谷為狀元，卻絲毫沒有提高他的名譽地位，而是一種貶損”。
冒犯老慈禧
袁嘉谷的學生、已故云南著名作家李喬曾回憶說，民國以前，他的家鄉(xiāng)有一句諺語：“云南不點狀元，陜西不招駙馬。”袁嘉谷一下子中了個比狀元還稀罕的“經(jīng)濟特元”，真正是“十載寒窗無人問，一旦成名天下知”，云南人為此特意在昆明拓東路修建了一座聚魁樓，時任云貴總督魏光燾手書一匾“大魁天下”高懸樓上，當?shù)匕傩辗Q之為“狀元樓”。據(jù)說，袁嘉谷回云南登此樓時，電影在中國剛剛興起，云南還專門拍了一個紀錄片作為紀念。
袁嘉谷中狀元之后，先任京官，入翰林院任編修、協(xié)修等，很快就顯示出了他過人的學養(yǎng)與膽識。
1904年8月3日，是滿清王朝最高統(tǒng)治者葉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壽誕辰，盡管當時的大清王朝已經(jīng)處于內(nèi)憂外患的境地，慈禧仍窮奢極欲，除將龐大的海軍軍費移作重建頤和園用外，還執(zhí)意要大辦壽誕。朝廷內(nèi)外官員都挖空心思，想盡辦法討好喜歡奉承的‘老佛爺’。朝廷內(nèi)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尚書紛紛奏請捐出自己的“養(yǎng)廉銀”，聘請能工巧匠將紫禁城內(nèi)各宮殿修繕、彩繪，務(wù)使金碧輝煌，煥然一新。有幾個省的封疆大吏準備向“老佛爺”貢獻巨金，以作壽宴“點景費”。袁嘉谷聽到這些消息后，憂心如焚，徹夜難眠。當時全國許多地方災(zāi)害頻繁，哀鴻遍野，袁嘉谷再三考慮，終于寫出一篇《擬詩將慶賀華誕點景之費用以賑濟災(zāi)民疏》，上朝時遞呈太后。
沒幾天，一道懿旨傳到翰林院，要袁嘉谷到頤和園見駕。袁嘉谷鎮(zhèn)靜自若。至頤和園仁壽殿，慈禧隔著珠簾，問袁嘉谷所奏是否屬實？袁嘉谷將所見所聞，陜、甘、湖、廣、滇等省頻年大旱，農(nóng)民賣兒賣女，逃亡他鄉(xiāng)，餓死路旁的災(zāi)情作了一番回答。慈禧默然不語，后派人前往各省調(diào)查，果然屬實。于是，慈禧不得不下旨將“點景費”作為賑災(zāi)之用，并取消慶祝七十華誕。
這件事很快在朝廷傳開，袁嘉谷并不知道，翰林院學士孫家鼐及眾翰林都為他捏了一把汗，認為太后召見兇多吉少，若有半點差錯，必受嚴懲。朝廷上下都知道，太后不喜歡有人冒犯自己，即便是那些一品大員、封疆大吏，面見太后亦無不誠恐誠惶謹慎小心，而當時袁嘉谷只不過是個年僅31歲的新科狀元而已。
同年，袁嘉谷被清廷派往日本考察學政，并兼任云南留學生監(jiān)督。次年8月回國后，任國史館協(xié)修，并在學部編譯圖書局專管教科書事（局長）。任編譯圖書局局長期間，他聘請了包括著名學者王國維在內(nèi)的一批有學識的人在局中工作。據(jù)云南當?shù)孛襟w介紹，袁嘉谷是中國教育史上負責編寫中小學教科書的第一人，至今通用的“星期”、“樂歌”等名詞，都是當時由袁嘉谷新定的。
史書記載，袁嘉谷在學部任職時，有日本的翻譯和文書人員認為，清廷翻譯印刷日文教科書妨礙了他們的版權(quán)，因而提出異議。袁當場駁斥道：“中華文獻在你國傳誦千余年，從未聽說華人向你們索取版權(quán)，你們區(qū)區(qū)教科書豈能與我國典籍可比？”日本人被駁得無言可對。
袁嘉谷對敦煌文物的搶救和保護亦有貢獻。當年，法國人伯希和將已運至河內(nèi)的敦煌遺書中的一部分帶到北京裝裱，并在六國飯店舉辦展覽，袁嘉谷與羅振玉、王國維、王仁俊等前去探看，見有《沙洲志》和老子《化胡經(jīng)》等，認為“真稀世之寶也”，立即向?qū)W部侍郎嚴范孫報告，并提出了處理意見，由學部急電甘肅敦煌總督：“凡洞中片縑只字均檢送來京，不得再失?！北槐I運至西安等待出售的大批敦煌文物古籍拓片禁止交易，使數(shù)千卷古籍得以及時追回，由學部收管，現(xiàn)存北京國家圖書館。
1907年，云南發(fā)生大旱，袁嘉谷在北京募得一萬七千余兩白銀，如數(shù)匯回云南賑濟災(zāi)民。為永久計，石屏用他匯回的捐款買了幾千畝田地，并建蓋了一座可容納萬石糧食的豐備倉，每年所收租谷藏于倉內(nèi)。遇災(zāi)荒時，即開倉賑濟。此事在云南一時傳為佳話。
甘當“小學臺”
1909年9月，袁嘉谷升任浙江提學使，繼而兼任布政使，成為主政一方的朝廷大員。在浙江，袁嘉谷重視文化教育，關(guān)于他的許多故事至今仍在當?shù)孛耖g流傳。
提學使在民間俗稱“學臺”，過去的“學臺”大人出來前呼后應(yīng)，好不威風，令百姓望而生畏。而袁嘉谷赴任卻完全不同，他在一首題為《視學浙西舟中示屬吏》的詩中有這樣的句子：“抑由小學臺，年輕不解事，紛紛互耳語，趨前頻目視。”詩中描寫了他這個三十出頭的“小學臺”，只領(lǐng)著兩個隨行人員悄悄地來悄悄地去，以致當?shù)剞r(nóng)民們認為他年輕不懂事，互相交頭接耳，竊竊議論，明顯與一般的官吏不同。
李喬在回憶文章中寫到，袁嘉谷雖是科舉出身，卻也是個革新派，在浙江任提學使兼布政使不過兩年有余，即興辦了四千多所學校，并搜集、整理在戰(zhàn)爭中散失的文瀾閣收藏的《四庫全書》，還將西湖行宮改為西湖圖書館，把《四庫全書》移入館內(nèi)供人們閱讀。
李喬還引用浙江宿儒孫樹禮的話：“公（袁嘉谷）至，銳忌提倡，大如兩浙師范學校犯難而整理之；小如簡易漢字學塾捐廉而推廣之。凡校長之不稱職，學捐之有積弊，靡不立加懲創(chuàng)?！边@里所說的“兩浙師范學校犯難”之事，在當時影響極大。時任兩江師范學校監(jiān)督（校長）夏振武推崇封建禮教，走馬上任時，要教職員學生按品級穿戴禮服拜迎。學校教務(wù)長許壽裳、教員周樹人（魯迅）等維新派與夏振武抗爭，竟受到夏振武無端辱罵，全體教職員不堪忍受，一致罷教。
蠻橫的夏振武宣布撤去許壽裳教務(wù)長職務(wù)，周樹人等教職員不服，向提學使袁嘉谷控告。當時杭州的所有中小學紛紛響應(yīng)，一致罷課，此事傳得滿城風雨。趾高氣揚的夏振武以為提學使一定會支持他，沒想到“小學臺”袁嘉谷順應(yīng)潮流，遵循民意，查明實情后，將滿腦子復(fù)古思想、被魯迅稱為“夏木瓜”的夏振武撤職。這可算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師生奔走相告，浙江兩級師范和杭州所有學校隨即復(fù)課。袁嘉谷“小學臺”的美名就此在西子湖畔傳開了。
另一件讓袁嘉谷聲名遠揚的事是1911年，清華大學成立之初，部令各省選拔留美學生，按規(guī)定浙江應(yīng)選派八人，“師（袁嘉谷）拔其優(yōu)，得二十有四人。復(fù)試，皆獲選。一時京師傾動，咸欽膽識，而浙中父老尤感為浙植材之無所不至也。”
李喬還提到，1911年浙江發(fā)生水災(zāi)，袁嘉谷捐出八百兩白銀賑災(zāi)，并在杭州創(chuàng)辦孤兒院。袁嘉谷兼任浙江布政使期間，官庫財物出入有盈余，庫吏告訴他歷任官吏都會據(jù)為己有，已成不成文的規(guī)定，并勸他照例辦理。袁嘉谷回答說：“陋者規(guī)，匪陋者心，吾其能以陋規(guī)陋吾心乎？”
據(jù)說武昌起義后，浙江的革命軍包圍了杭州城。革命軍中的蔡元培特意寫了一封信派人送給袁嘉谷，信中說定于某日進攻杭州城，請小學臺攜家屬早早離城，免得發(fā)生意外云云。袁嘉谷的人品與聲望，以及浙江當?shù)厝嗣駥υ喂鹊膼圩o之情，由此可見一斑。
自創(chuàng)“袁家書”
辛亥革命后，袁嘉谷離開浙江回到云南。他的岳父張竹軒不能接受清廷滅亡的事實，自盡以示效忠朝廷，而身為清廷大員的袁嘉谷卻順應(yīng)潮流，未行愚忠之舉，因此有人曾詰難他：“張公（張竹軒）以廣文小官而殉清，公身為顯宦大員，既未殉清，又表彰殉清者，豈不自污？”袁嘉谷回答說：“人各行其心之所安?！?
1912年5月，袁嘉谷應(yīng)蔡鍔之聘任云南省參議院議員。1915年，受云南督軍兼省長唐繼堯聘請擔任顧問，并主修《云南叢書》。1917年前后，袁嘉谷一度居家以賣字自給，但更多的時間是隱居鄉(xiāng)里，埋頭著述。
袁嘉谷的書法初習王歐，功底扎實。高中狀元后，書名倍增，求書者遠至北京、浙江、日本。袁嘉谷雖名為“賣字”，但為人豁達，有求必應(yīng)，無論長幼貴賤登門，均以禮相贈，令其滿意而歸。今日昆明的翠湖、大觀樓、西山、黑龍?zhí)兜让麆亠L景區(qū)，都留有袁嘉谷的書法墨跡。
云南大學藝術(shù)學院教授寇元勛接受采訪時說，袁嘉谷的書法，自創(chuàng)一體，世稱“袁家書”，他與同時代的趙藩、陳榮昌和周鐘岳并稱為繼清代錢南園之后云南書壇“四大家”。袁嘉谷一幅四尺整紙的書法在市場上可以賣到10余萬元。“如果品相好一點的，可能還會更貴。”寇元勛教授說。
1922年，云南第一所大學私立東陸大學（云南大學前身）成立，次年，袁嘉谷應(yīng)聘擔任國文教授。他本屬于重金聘請對象，但當?shù)弥髮W經(jīng)費頗緊，他堅持不要分文工資，還捐款千元作為辦學資金。直到1931年，東陸大學由私立改為省立，他才開始領(lǐng)薪。
據(jù)介紹，袁嘉谷不僅博學，且平易近人，在東陸大學聲譽甚高。他的講堂就設(shè)在云南大學有名的至公堂，每周講兩節(jié)國文課，臺下總是座無虛席，除該校學生和教師外，有不少校外人士也慕名而至。著名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曾到云南與袁嘉谷暢談學術(shù)后感嘆地說：“袁君研精史學，吾不如也。”
李喬在回憶中還特意提到一個與恩師有關(guān)的掌故：1924年，馮玉祥將賴在故宮企圖復(fù)辟的溥儀驅(qū)出，意外發(fā)現(xiàn)光緒二十九年清廷舉行“經(jīng)濟特科”考試時袁嘉谷的試卷，“文章精辟宏博，書法工整，自成一格”。馮玉祥將軍贊美之余，派人將試卷送到昆明，交給袁氏說：“你的為人和業(yè)績，使國人欽佩！這份試卷就交還你本人收存?！笨上н@份試卷在“文革”中被抄走下落不明。
袁嘉谷晚年仍筆耕不輟，尤致力于搜集、整理云南地方文獻。他自稱有“書淫”，曾與李根源共同輯刻有《云南叢書》，主編《滇文叢錄》等，均以傳播云南文獻為主。他還曾在文瀾閣中輯錄《四庫全書》中關(guān)于滇人文獻，如抄錄謝肇淛《滇略》、沐昂《滄海遺珠》等。他深感國民教育之重要，稱“大地盤盤，眾生蕓蕓，非智不存，非學不智，非圖書無以為學，古與今一矣，中與外一矣”。他曾在故鄉(xiāng)創(chuàng)辦“石屏圖書館”，倡導(dǎo)提高國民素質(zhì)。他主持纂修的民國《石屏縣志》，時人評價說“編輯之精，搜羅之富，當推滇省各縣志之冠”。
據(jù)說大滇池南岸昆陽發(fā)現(xiàn)的《馬哈只碑》，正是經(jīng)袁嘉谷鑒定為明代航海家鄭和為其父在故鄉(xiāng)樹立的墓碑。《明史》記載鄭和是云南人，但其址不詳，袁嘉谷考證后，作了碑跋并倡議地方政府建亭保護，世人這才知道了鄭和的籍貫故里，原來云南昆陽曾出過這樣一位偉大的航海家。
魂歸曇花寺
作為學者，袁嘉谷畢生致力于國學研究，在史學、文學、經(jīng)學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且著述甚豐，為后人留下400多卷各類學術(shù)著作。據(jù)云南師范大學研究者楊恬、楊開達介紹，袁嘉谷著有《臥雪堂詩集》12卷，后又有續(xù)集2卷；《臥雪堂文集》22卷；《臥雪詩話》8卷。認為袁嘉谷的《臥雪詩話》集中了他的全部學識和才智，它不同于一般詩人論詩，也不同于一般文人論詩，而是學者兼詩人論詩，很有學術(shù)價值和史料價值。
袁嘉谷在《臥雪詩話》中，對有憂國憂民思想的詩作特別稱贊。面對清政府腐敗無能，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乘虛而入，廣州、臺灣、西藏以及中國屬蕃高麗、越南等地戰(zhàn)爭不斷，袁嘉谷為此憂憤不已。作為詩史，他收錄了云南陸良殷叔桓率滇軍往西藏與英國侵略軍作戰(zhàn)的紀事詩：“驚看菩薩笑眉顰，羅漢何須怒目嗔。兒女深情曾誤我，英雄底事慣欺人。三千世界觀都幻，十二屯田策枉陳。萬里烏斯如敝履，好將后果證前因。”他痛恨清政府對西藏“治理不善”，以致“權(quán)漸移于英人”，而“滇軍既返，藏事遂無人過問”。
袁嘉谷晚年在昆明翠湖結(jié)廬而居，仍時時心憂國事。1937年，“七七”事變后，北京、南京相繼失守。袁嘉谷憂憤成疾，臥床不起，他在病榻上對子女們說：“人知愛國愛家必以學問經(jīng)驗立其根本，處心積慮者久矣。我則人民知識猶淺，不暇自顧，以大國自豪。人侵我，我不備，戰(zhàn)事起，人民涂炭，吾不忍見之矣?！?
袁嘉谷臨終前還在起草《責倭寇》一文，未及脫稿，竟于1937年12月23日與世長辭，終年66歲。
記者獲悉，由于種種原因，袁嘉谷的墓地今日已難尋其址。袁嘉谷的小女兒袁玉芬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找不到父親的墓地和尸骨，有一處紀念園也算了卻一大家人的心事。袁嘉谷的曾孫、云南大學退休教師袁東說：“袁老生前尤其愛曇華寺秀麗風光，曇華寺位于金馬山麓瑞應(yīng)峰，也是昆明難得的靈秀之地，選擇入土曇華寺，是袁老生前的選擇?！痹跁胰A寺公園內(nèi)，還留著一副袁嘉谷撰寫的楹聯(lián)：“三竺我歸來，片石猶留山外寺；六塵人悟否，夕陽空映水中花?！?
記者從紀念袁嘉谷逝世77周年的活動上了解到，位于昆明翠湖北路5號的袁嘉谷故居已經(jīng)被改建成了餐館，原拓東路桂林橋的“狀元樓”也已經(jīng)拆除。而位于石屏縣城異龍鎮(zhèn)南正街的袁嘉谷故居，1993年已被列為云南省文物保護單位。1999年，袁嘉谷的故鄉(xiāng)石屏縣按昆明狀元樓的樣子重修狀元樓，以資紀念。
（責任編輯 杜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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